2026年4月24日至29日，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城市圣玛尔塔迎来了一个不寻常的“第一次”——全球首届专门聚焦化石燃料转型的国际峰会，由哥伦比亚与荷兰联合主办，57个国家参与，合计代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这场为期五天的高级别会议在学界和业界引起广泛关注。在联合国气候进程三十年来难以就化石燃料减产达成实质性共识的背景下，圣玛尔塔会议试图开辟一条新路——不追求所有国家的同意，只聚集愿意行动的国家先行一步。当伊朗战争的硝烟将全球能源市场推向前所未有的震荡，当石油依赖从气候困境升级为地缘政治负担，这场“排除大国的气候会”能否成为全球能源治理的新坐标？
一、为什么是现在？圣玛尔塔会议的“三重紧迫性”
1.1 三十年的谈判僵局：COP的“共识陷阱”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化石燃料问题始终是气候谈判中最棘手的一环。2023年COP28首次在协议中提及“转型脱离化石燃料”，但并未形成具体行动计划。2025年COP30在巴西贝伦召开，超过80个国家力推将化石燃料“退出路线图”纳入正式成果文件，但这一努力最终未能成功写入条款。据了解，一小撮化石燃料生产国阻挠了相关路线图的达成，部分国家甚至背弃了此前作出的承诺。
COP体制的根本缺陷在于共识决策机制——任何一个化石燃料大国，都可以在最后关头对协议文本“翻脸不认账”。在贝伦令人失望的谈判结果过后，哥伦比亚与荷兰随即宣布将在圣玛尔塔另起炉灶，专门举办一场讨论化石燃料退出议题的独立峰会。会议从筹备到开幕只用了五个月，被外界形容为“后勤奇迹”。
1.2 伊朗战争：能源安全从“抽象问题”变成“切肤之痛”
如果说COP谈判的拖延是会议的“存量原因”，那么2026年春季爆发的伊朗战争则为会议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这次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这条狭窄水道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国际能源署将此次石油供应中断称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触及每桶144美元。欧盟方面，战争持续期间欧洲每天损失约5亿欧元，仅在60天内就支付了超过270亿欧元用于采购化石燃料。
用哥伦比亚环境部长伊雷妮·贝莱斯·托雷斯的话说，这场危机印证了会议的核心理念：“能源市场正处于巨大压力之下，石油市场尤其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巴拿马气候特使的发言则直指核心：“34年来，我们一直在谈判气候危机的症状，却为它的原因披上了防弹衣。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经济体正在实时崩溃。化石燃料不仅肮脏，而且不可靠、危险，它们必须终结”。
1.3 哥伦比亚的“转身”：一位左翼总统的气候雄心
主办国哥伦比亚本身就是化石燃料的重要生产国和出口国，这场会议与它的国内转型紧密相连。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自2022年当选以来，坚持推动清洁能源转型。2023年，他宣布不再发放新的煤炭勘探许可证，随后又宣布停止新的油气勘探许可。2022年至2024年间，哥伦比亚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占比从1.5%跃升至9%。
佩特罗在圣玛尔塔发表的闭幕主旨演说震撼全场，他直指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困境：“化石燃料等古老能源形式的惯性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只会走向死亡。我们必须追问的是：资本主义能否真正适应一个不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模式？”他警告称，如果既有体制无法转型，后果将通过战争、威权和政治极端化来强行维持平衡。他还对所谓“绿色资本主义”提出了尖锐批判，引发与会各方关于转型路径的深入讨论。
二、“愿意推动者联盟”：会议的核心举措
2.1 精准邀约：57国的“愿意者俱乐部”
此次会议并非对全球所有国家开放，主办方设计了明确的“受邀门槛”。受邀国家主要参考了COP30期间对化石燃料路线图表示支持的名单，同时排除了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产油国。用哥伦比亚环境部长的话说，会议旨在避免“重蹈贝伦的覆辙”，聚集真正愿意行动的“愿意者联盟”。
最终确认与会的57个国家涵盖范围广泛：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尼日利亚等化石燃料生产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受伊朗战争冲击的能源进口国，以及大量太平洋岛国和非洲国家。本次会议虽然没有世界最大的排放国参与，但涵盖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和约20%的化石燃料产量、三分之一左右的消费量。
2.2 形式创新：从“谈判桌”到“讨论圈”
会议在组织形式上刻意区别于传统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与会代表摒弃了全会演讲和“方括号”文本拉锯的模式，而是采用更具互动性的小组圆桌讨论形式，让各国部长和气候特使在更私密的会议室里坦诚交流，重点聚焦各国在推进化石燃料转型时面临的实际障碍。多位与会代表将这种氛围描述为“令人耳目一新”和“极为成功”。哥伦比亚环境部长本人坦言，这是她参加过的为数不多“不让人感到沮丧”的多边会议。
会议还构建了分层递进的对话架构：会前的科学预会议吸引了约400位全球学者参与，各学科团队共同为峰会提供科学基础；同期召开了公民社会人民峰会和原住民族大会，再加上最终的部长级高层政治会议——会议刻意让科学、基层声音与政治决策在同一场域交锋。有分析指出，此举打破了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被长期切割成“平行时空”的惯例。
2.3 “煤炭联盟”的升级版：从单一燃料到全品类
圣玛尔塔会议并不是从零开始。它与一系列已有的国际合作机制紧密相连。
最著名的前身是“超越煤炭联盟”（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 PPCA），由英国和加拿大2017年在COP23发起，目前已汇集近200个成员，在各国推动淘汰煤炭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圣玛尔塔峰会的核心升级在于：将关注范围从单一的煤炭拓展至石油和天然气全品类，同时将行动主体从少数先行国家扩展为南北协同的“愿意者俱乐部”。可以说，PPCA的成功经验为圣玛尔塔的跨品类扩展提供了宝贵的制度参照。
三、圣玛尔塔的五项核心成果
3.1 建立科学-政策专家组：为决策提供“定制化智囊”
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一个全新的科学顾问小组——“全球能源转型专家组”。该专家组由超过500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其独特之处在于为各成员国提供快速、定制化的科学分析。专家组发布的初步科学综合报告中提出了12项“行动洞见”，其中最具冲击性的一条建议是——各国“停止一切新的化石燃料扩张”。
这一安排不仅回应了COP谈判中长期存在的“科学建议嵌入不足”的批评，更直接为各国制定各自的退出路线图提供了可操作的评估工具和路径参照。
3.2 承诺制定国家退出路线图
会议达成了一项政治性共识：各国将分别制定本国的化石燃料退出国家路线图，并在此框架内开展国际合作。法国在会议期间率先发布了首个发达国家的清晰转型路线图：2030年退出煤炭，2045年退出石油，2050年退出天然气，同时将核能、风电、太阳能和氢能的扩大部署列为主要替代路径。该蓝图被分析机构评价为“迄今为止任何一个主要国家发布的最为清晰和系统的脱碳规划文件之一”。哥伦比亚也在此前一周公布了其计划草案，巴西也承诺将在COP31之前发布其脱离化石燃料路线图。
3.3 三大工作组正式启动
会议确定设立三个工作流，分别聚焦以下核心领域：一是制定国家和区域层面的退出路线图，依托NDC伙伴关系和全球能源转型专家组提供支持；二是宏观经济依赖性与金融体系改革，聚焦高负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转型融资瓶颈；三是推动“无化石燃料贸易体系”，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技术支持。
3.4 18国呼吁启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化石燃料条约”
一个由18个国家（以太平洋岛国与拉美国家为主）组成的联盟在会议期间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吁——启动“具有约束力的化石燃料条约”的正式谈判进程，并推进新的国际合作和融资机制，包括全球公正转型基金和债务解决机制。图瓦卢、巴拿马和马拉维等国代表在开幕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了化石燃料条约作为推动转型核心机制的潜在价值。
3.5 会议连续性机制确立：从圣玛尔塔到图瓦卢
为防止成果“断档”，会议明确宣布第二届TAFF峰会将于2027年由图瓦卢与爱尔兰联合主办。此外，会议还建立了一个“联盟中的联盟”式的指导委员会，将超越石油和天然气联盟、超越煤炭联盟、清洁能源转型倡议等已有机制的核心国家集中协调，确保各领域能源转型工作之间的战略一致性。
四、“缺席的巨人”：主要国家为何没来？
这场会议的显著特征是一些主要国家的集体缺席。其背后，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深刻分化与不同国家不同利益诉求的结构性映射。
美国。特朗普政府明确拒绝此次会议的核心理念，国务院直接否定了这次会议的议程框架，称脱离化石燃料的努力是“破坏性的”，并宣布华盛顿不会参与所谓“虚假气候议程”。在此之前，美国已系统性叫停国内碳减排相关安排，并公开表示将增加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
中国。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和清洁能源装机量最大的国家，并未受邀。资料显示，主办方在制定受邀名单时部分参考了COP30期间对化石燃料路线图表示支持的国家范围，中国的角色尚不明确。不过从国内政策看，中国仍在推进自身能源转型——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但计划期内仍维持一定规模的煤炭消费总量。
海湾产油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作为全球石油输出的主力，对“淘汰化石燃料”的议程天然存在结构性抵触。COP28正是在迪拜召开，虽然“阿联酋共识”首次在联合国协议中提及脱离化石燃料，但产油国在实际谈判中始终是制约协议强度的关键力量。在圣玛尔塔缺席的名单中，海湾产油国的集体隐没正是这一利益张力的集中体现。
这种“缺席”恰好折射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基本现实——“一个世界，两个气候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一边是“愿意者联盟”加速行动，另一边是主要的排放和产油大国仍然在以不同节奏推进各自的能源转型路线，两条轨道的并行与博弈将成为未来全球气候外交的显著特征。
五、从圣玛尔塔到安塔利亚：COP31会成为“试金石”吗？
围绕圣玛尔塔与COP31之间的关系，与会者的期望务实而清晰。
欧盟气候专员沃普克·霍克斯特拉表示，圣玛尔塔倡议能够启动至关重要。过去六周的世界局势（指伊朗战争）已印证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COP进程容易受到反对者和那些试图破坏它的人的影响。世界资源研究所指出，圣玛尔塔峰会是在土耳其COP31气候大会召开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COP31将于2026年11月9日至20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办。这是土耳其首次主办联合国气候峰会。值得关注的是，COP31以一项前所未有的“主席国—谈判国”分治安排引人注目：土耳其将正式担任COP31主席国，负责主办、领导人峰会和整体运营，而澳大利亚被任命为谈判主席国，独家负责谈判进程。
不少与会代表和观察机构期待COP31能将圣玛尔塔达成的共识转化为更确定性的行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向的深化：一是将国家路线图固化为更新后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二是将化石燃料退出目标正式纳入缔约方大会成果文件中；三是将转型融资方案转化为可操作的金融安排，切实推动投资项目落地。但需要注意的是，COP31仍需所有缔约方达成共识，圣玛尔塔生成的政治能量能否在土耳其的谈判桌上化解产油大国的阻力，仍有待观察。
六、评价与展望
圣玛尔塔峰会也存在不可回避的局限性。由于世界最大的排放国和主要产油国的缺席，该“愿意者联盟”目前仅涵盖约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产出，其最终减排成效将不可避免地打折扣。同时，现有成果均为非约束性声明，缺乏问责和执行机制，是否沦为“承诺兑水”的现象仍需警惕。
此外，一些国家存在利益矛盾——例如墨西哥和德国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下正在考虑扩大油气产能，巴西、加拿大等产油国一边宣称支持转型，一边仍依赖能源出口收入。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和矛盾，圣玛尔塔峰会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为全球气候外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路径——将“达成所有人共识”的目标暂时搁置，优先将愿意行动的国家聚集起来，在既有联合国气候进程之外形成先行推力，再寻求与更大范围共识的对接。2026年的这场峰会能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还需要未来的治理进程来回答——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圣玛尔塔之后，围绕化石燃料的全球辩论已经不可逆转地转向了“如何退出”，而不是“要不要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