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正式宣布，“十五五”时期将研究起草动力电池退役相关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百万吨级以上。从2026年4月1日六部门《暂行办法》施行，到行政法规起草启动——不到五个月，动力电池回收的制度层级再次跃升。数字身份证以96项信息串起电池的“一生”，以24位编码贯穿全生命周期，以分级访问原则在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之间寻找平衡。一场围绕“城市矿山”的制度重构，正从“部门规章”走向“行政法规”。
一、从“规章”到“法规”：法律效力的关键跃升
2026年1月16日，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73号令），自2026年4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具备行政处罚强制力的电池回收部门规章，确立了“车电一体报废”、数字身份证、生产者责任延伸三大核心制度。
然而，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层级仍然有限。根据《立法法》，部门规章的效力低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具有更高的法律权威和更强的跨部门协调能力。辛国斌在发布会上明确，“十五五”时期将研究起草相关行政法规——这意味着，动力电池回收的制度框架将从“部门规章”升级为“行政法规”，法律效力实现质的跃升。
这一跃升的意义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法律权威更高。 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其法律效力高于部门规章。对于涉及工信、发改、生态环境、交通、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的动力电池回收管理而言，行政法规能够提供更强的跨部门协调能力。
第二，惩戒力度更大。 此前部门规章设定的行政处罚上限为200万元。行政法规可以在上位法框架内设定更严厉的处罚措施，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依据。
第三，制度体系更完整。 行政法规可以与正在推进的《生态环境法典》配套制度形成衔接，将动力电池回收纳入更广泛的环境法治体系。
二、数字身份证：96项信息串起电池的“一生”
辛国斌在发布会上明确，“十五五”时期将实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这一制度并非从零开始——2026年4月1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已正式上线，开启了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的新篇章。
2.1 数字身份证的构成：54+24+18
在2026年9月举行的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这张“数字身份证”露出了更清晰的模样。据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姚振智介绍，数字身份证由96项信息构成：54项基础信息、24项运维信息、18项回收信息，由一个24位编码贯穿电池全生命周期。
54项基础信息涵盖电池的生产参数——企业名称、产品类别、产品构成、编码、生产日期等，是电池“出生”时的“户口本”。
24项运维信息记录电池装车销售、换电、维修更换等使用环节的数据，是电池在“工作期间”的“履历表”。
18项回收信息覆盖退役、拆解、回收、综合利用等末端环节，是电池“退休后”的“去向记录”。
24位编码是电池的“身份证号”。中国从2018年开始实施动力电池编码备案管理，目前的体系设计中，24位编码用于串联此前分散于不同系统中的电池编码、装车等信息。二板码则成为人们“看见”这张身份证的入口——电池包标牌涵盖企业名称、编码、电子标识等要素，目前鼓励以二维码为载体，方便不同主体扫码获取相应信息。
2.2 数据治理原则：分级开放，最小必要
数字身份证的深层挑战不在编码，而在数据。正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所主任尹子航所言：“动力电池数字身份，不单单是给电池附一个编码或贴一个二维码这么简单。从电芯、模组、电池包到整车，再到回收、拆解重组和资源循环，各个环节都离不开数字身份。”
数据连起来之后，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谁能看？
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系统数据处副处长彭海丽给出了清晰的答案：数字身份证将针对公众、产业链相关方和监管部门设置不同访问权限，按照“最小必要”原则分级开放。公众可以查询部分基础信息，产业链相关方根据业务需要获取相应数据，监管部门则按照履职需要查询。
这一分级开放原则，回应了动力电池企业的核心关切。惠州亿纬锂能ESG价值链主管胡雪梅表示，“不是所有的底层数据都是需要搬出去的”，不同使用场景需要的信息深度和颗粒度并不相同，关键是让数据在明确用途和权限的基础上安全流动。
2.3 补齐数据中断点：从“数字履历”到“数字闭环”
数字身份证能否真正发挥效力，取决于数据链条是否完整。宁德时代高级经理孙成林在大会上指出，目前电池生产和整车制造环节数字化程度较高，但在原材料供应链、以及售后维修、回收再利用等环节仍存在数据中断点。只有补上这些中断点，一块电池从原料到回收的“数字履历”才能真正闭环。
这意味着，数字身份证的全面落地，需要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从上游的矿产开采、正极材料生产，到中游的电池制造、整车装配，再到下游的售后服务、报废拆解、再生利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纳入数据采集和报送体系。
三、国际对标：数字身份证与欧盟电池护照的衔接
对于准备出口欧洲的电池和汽车企业而言，中国“数字身份证”还需要面对另一张“护照”——欧盟电池护照。
根据欧盟《新电池法》的相关规则，欧盟电池护照将于2027年2月实施。电池护照主要覆盖电动汽车电池、2千瓦时以上工业电池及所有LMT电池，便携式、消费类、纽扣式及特殊医用电池虽暂不纳入护照范围，但仍需满足强制标签要求。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董事、副总经理李建辉在大会上指出，如果说数据开放解决的是国内产业链协同问题，那么摆在出口企业面前的另一道题，是中国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如何与欧盟电池护照衔接。当前，中欧在电池碳足迹核算的电力模型、数据互认、核算方法等方面仍存在分歧——欧盟仅承认“全国平均电网因子”和“物理直连绿电”，不认可绿证交易，这对大多数使用电网电力的中国企业极为不利。
数字身份证的制度设计，为这一衔接提供了基础。当每一块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数据都能在统一平台上被追溯，中国企业就有了与欧盟电池护照对接的“数据底座”。但数据互认的规则谈判，仍需要中欧碳市场合作框架的持续推进。
四、执法与目标：百万吨级市场与联合执法
数字身份证制度的落地，与执法专项行动形成“制度+执行”的双轮驱动。辛国斌在发布会上明确，“十五五”时期将开展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回收利用秩序。
这一部署与2026年4月启动的五部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一脉相承。该行动从溯源信息、污染防治、运输资质、报废拆解、产品质量五大领域同步发力，聚焦非法拆解、违规交售、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据生态环境部通报，全国已查处取缔超1200家非法回收网点。
目标清晰而量化：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力争达到百万吨级以上。这一目标建立在退役量快速攀升的现实之上——2025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已超过40万吨，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将超过100万吨。
五、对行业与企业的意义
行政法规起草启动和数字身份证制度落地，对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影响是结构性的。
对合规回收企业而言，数字身份证制度从源头切断了非法渠道的原料供给。当每一块退役电池都必须通过溯源平台记录流向，小作坊“高价截流”的空间将被大幅压缩。156家白名单企业产能利用率长期徘徊在20%左右的困局，有望逐步改善。
对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而言，数字身份证制度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落实到数据层面。动力电池企业须在产品设计阶段就考虑编码、数据报送和回收责任，电池的“数字身份”从出厂起就与生产企业绑定。
对整车企业而言，“车电一体报废”制度与数字身份证形成闭环。报废新能源汽车时必须带有动力电池，电池的编码信息录入溯源平台，整车企业作为装车销售方，须履行回收责任。
对出口企业而言，数字身份证与欧盟电池护照的衔接，正在成为国际贸易合规的新门槛。谁能更早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的完整采集和合规披露，谁就能在欧盟市场的绿色贸易规则中占据先机。
结语
从2026年1月六部门《暂行办法》发布，到4月1日溯源信息平台上线，到7月“梯次利用”条款废止，再到8月26日行政法规起草启动——短短七个月，动力电池回收的制度框架经历了从“部门规章”到“行政法规”、从“编码管理”到“数字身份证”、从“资质准入”到“全生命周期流向管控”的三重跃升。
辛国斌在发布会上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做到‘来源可溯、去向可查’。” 八个字，是数字身份证制度的核心目标，也是动力电池回收治理的底层逻辑。当每一块电池从“出生”到“再生”的96项信息都被记录在案，当24位编码贯穿从电芯到整车的每一个环节，当分级访问原则在数据开放与隐私保护之间划出清晰边界——“城市矿山”的开发，才真正从粗放的“挖矿”走向精细的“治理”。
行政法规的起草，意味着动力电池回收的制度层级将再次跃升。当“部门规章”升级为“行政法规”，当“多头管理”走向“统一法治”，动力电池回收的“灰色时代”，正在被制度的力量加速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