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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十年——《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26—2035年）》发布：微笑天使重返长江，但保护远未止步

    2025年年底，一则重磅消息从农业农村部传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26—2035年）》，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多部门共同发布实施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拯救行动计划。从2016年的“抢救性保种”，到2026年的“系统性恢复”，长江微笑天使的命运正在书写新的篇章。

2026年1月3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长江十年禁渔中期评估成果正式向社会公布。其中长江江豚的“成绩单”格外亮眼：根据2025年专项调查，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已恢复到1426头，相比2022年的1249头，3年间净增177头，首次实现了从“止跌回升”到“稳中有升”的历史性跨越。武汉、南京等多处水域，“母子豚”同游的画面已成为日常，这是长江大保护最温暖的视觉叙事。

在这份成绩单公布前夕，《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26—2035年）》正式印发。作为全国首个由八部门联合发布的野生动物拯救行动计划，它的核心目标是：推动长江江豚保护重点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恢复”。

一、从“抢救”到“恢复”：一部十年法案的迭代升级

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的淡水江豚亚种，也是目前长江中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及少数支流。它们嘴角自然上扬的弧度，为它赢得了“微笑天使”的美誉，但历史数据却格外沉痛：20世纪90年代，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2700头；2012年仅剩约1045头；2017年下降至1012头的历史谷底。

2016年，原农业部发布首版《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年）》，核心思路是“保种”——遏制灭绝风险，构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的全链条框架。十年间，一批关键保护阵地建立起来：先后成立8个长江江豚保护区，建立了5个迁地保护群体，迁地群体总量已超过150头；建立2个全人工饲养群体，成功繁殖并存活5头长江江豚；组织开展试验性野化放归，为补充自然种群储备技术路线。2022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达到1249头，5年增长23.4%，实现了历史性止跌回升。

2025年，《行动计划》进入换挡期。农业农村部长江流域渔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衣艳荣指出，升级版行动计划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提升，标志着长江江豚保护工作迈入全新的历史阶段。2022年每5年一次的种群普查数据，2025年专项调查结果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最终由八部门联合印发的新版《行动计划》在保护目标、工作内容、协同机制等五个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二、量化的时间表：下一个十年的任务清单

新版《行动计划》的核心，是一张可量化考核的“施工图”。自然种群方面，近期目标（2026—2030年）为恢复至1700头以上，远期目标（2031—2035年）增至2000头以上；迁地保护群体方面，近期目标达220头，远期目标增至300头；人工繁育方面，将构建全链条技术体系，为扩大保种规模和保存关键遗传资源提供保障。衣艳荣强调，本轮行动计划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提升，标志着保护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

要实现这些量化目标，《行动计划》部署了覆盖长江江豚生活史全过程的十大保护与恢复行动。具体包括涉水活动规范监管、重要栖息生境修复、风险隐患专项清理、智慧监测评估预警、应急救护体系建设、迁地保护能力提升、科学规范野化放归、人工繁育技术攻关、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科普教育宣传引领。每项行动都对应着明确的量化指标和考核体系，让保护工作有保障、可执行、易评估。

专项行动中有三项值得特别关注：

涉水活动规范监管行动首次将大型水利工程、采砂、航道整治、船舶航行等高强度人类活动纳入多部门统一监管范围，指向了长江江豚面临的最严峻生存威胁。科学研究显示，航运干扰造成江豚死亡的数量占非正常死亡比重高达31.5%，船舶螺旋桨击打或船体撞击会导致动物受伤甚至死亡。

智慧监测评估预警行动强调将高新技术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在武汉，公众已可线上实时观测江豚，用数字科技守护“长江微笑”。无人机、水下声学监测、AI图像识别等技术的综合运用，将构建起覆盖长江全流域的智慧监测网络。

重要栖息生境修复行动得到了栖息地名录的制度支撑。2026年1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第二批长江流域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新增27个重要栖息地，涵盖11处长江江豚重点分布水域。经科学认定的栖息地管理边界和刚性约束，使保护责任有了清晰的制度依托。

三、协同网络与社会共治：生态保护的系统工程

与此前由农业农村部门独立主导的保护模式不同，新版《行动计划》着力构建跨部门、跨区域的多元共治协同保护网络。从国家层面看，农业农村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八部门联合发文，各自的法定职责形成高度互补的政策联动；在管理效能上，第二次全国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资源普查启动，可精准掌握江豚及其栖息地的详细底数，为《行动计划》分年度分解指标提供科学依据。

社会力量动员也被列为重要保障。衣艳荣强调，需要广泛动员和激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长江江豚保护。在武汉，“捕鱼人”转行成为“护豚人”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从索取到守护的绿色转型。江西于2025年启动为期十年的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行动计划；安徽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正通过与保护区周边的社会组织、企业建立协作机制，延伸保护触角。

四、困境未尽：微笑背后的隐忧

1426头的种群数量，让人们看见了曙光，但与20世纪90年代约2700头的峰值相比，恢复至峰值约53%，濒危状况尚未根本改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指出，尽管种群数量止跌回升，但生存压力远未消除。

航运干扰仍是第一威胁。船舶螺旋桨击打或船体撞击是致死率最高的非自然死亡因素。极枯水位下，江豚被挤压到更狭窄的航道，避船空间大幅缩减。噪声污染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江豚依靠高频声纳进行导航和捕食，船舶产生的高强度噪音会干扰其声纳系统，破坏其生态行为。鄱阳湖采砂留下的深坑在枯水期形成“水下陷阱”，江豚困于其中面临搁浅风险。

与此同时，非法捕捞的顽固性值得警惕。在长江中下游，被称为“迷魂阵”的定置网具仍在某些水域存在，诱使鱼类进入极易缠住江豚致死。长江流域河漫滩破坏、栖息地功能退化、迁徙通道不畅等问题长期存在。极端干旱和冰冻的频发叠加影响，使江豚生存处境更加脆弱。

五、多维度管护：为江豚“打通经脉”

管理方式的“精确化” 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思路。在第二批重要栖息地名录中，针对每一处栖息地的具体功能和威胁因素，量身定制“一地一策”的保护与管理方案。例如，“鄱阳湖长江江豚索饵场”需重点保障其水文节律和饵料资源；“宜昌中华鲟产卵场”的核心区需实施季节性的航道管制与噪声控制。

生态廊道的规划与建设正在使散落的栖息地不再成为“生态孤岛”。以栖息地为节点规划建设生态廊道，连接被大坝、堤防隔断的种群交流通道，降低栖息地碎片化效应，逐步构建功能互补的生态安全网。迁地保护的深度扩容同样在加速：湖北石首天鹅洲迁地保护种群已从最初的5头繁衍增长至101头，超过其最适宜环境容纳量上限，4头江豚野化放归融入自然。在安徽铜陵、江西鄱阳湖等地，正规划建设新的迁地保护区，分担石首种群的过剩压力。

六、以江豚为伞：从护一个物种到护一江清水

长江江豚不仅是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更是“伞护物种”——保护它及其栖息地，相当于为整个流域生态系统撑起一把大伞。最新数据印证了流域修复的系统效应：2021—2025年，长江流域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351种，种类数比禁渔前增加43种。2025年长江干支流水质总体为优，Ⅰ—Ⅲ类水质断面占98.9%，比2024年上升0.3个百分点。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四大家鱼卵苗资源量达94.8亿粒（尾），比2024年上升13.9%，是2020年的7.1倍。一度被认为“功能性灭绝”的鳤在长江上游及中下游频频出现。圆口铜鱼、川陕哲罗鲑在2025年首次监测到自然繁殖。这些数据构成了江豚种群恢复的生态系统基座。

长江十年禁渔的下半场，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正在从“病后初愈”走向“强身健体”。当江豚的身影在武汉、南京江段常驻，当江豚的微笑成为手机镜头里随手可拍的日常，长江生态改善的成果便从数据走入人心——这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最温暖的落地。

结语

从2016年到2026年，长江江豚拯救走过了从“保种救命”到“系统恢复”的艰难十年。新版《行动计划》的发布，是长江江豚保护史上的一次系统性跃升。它以八部门联动的制度矩阵为保障，以十大行动为“施工图”，用量化指标确立了下一个十年的护豚路线。

2022—2025年种群数量从1249头增加到1426头的阶段性成果是证明：当长江禁渔给了生态系统喘息之机，当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给予种群重构动力，科学治理、分阶段推动、系统性保护的长效逻辑能够改写物种的命运。

长江江豚的保护远未到达终点。从1426头到2000头，从各管一段的片段化保护到全流域协同的系统化治理，前方的道路并不轻松。但每一个在江面上跃起的黑色脊背，都在提醒我们：下一个十年，微笑天使的明天仍掌握在我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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