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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米—三菱重工比利时钢厂碳捕集中试完成——高炉溶剂法碳捕集4500小时验证
2026年10月28日,安赛乐米塔尔、三菱重工、必和必拓与三菱发展(MDP)联合宣布,在安米比利时根特综合钢厂完成的碳捕集中试项目一期工程,累计连续运行超过4500小时,二氧化碳捕集率稳定在90%以上。项目采用三菱重工与关西电力联合开发的Advanced KM CDR Process™溶剂法碳捕集技术,处理对象是高炉炉气——一种含有粉尘、含硫化合物和其他杂质的复杂气流。基于试验结果的工程评估显示,若将该技术以商业规模应用于根特厂的高炉炉气,可使厂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最多降低24%;若进一步扩展至厂内多个排放源,则有望向近零排放强度靠近。在钢铁行业占全球初级钢产量约70%的高炉—转炉流程中,这4500小时验证的不只是一项溶剂法工艺的捕集率,而是一项碳捕集技术能否在钢铁生产最“脏”的气流中长期稳定存活。
一、为什么高炉煤气是碳捕集“最难啃的气流”?
钢铁行业碳捕集的难度,不在“有没有CO₂”,而在“CO₂和什么东西混在一起”。
高炉煤气是炼铁过程的副产气体,其中CO₂浓度通常在20%至24% 区间,同时还含有CO(21%至25%)以及大量杂质。中国金属学会在梳理钢铁冶金碳链循环难题时,对高炉煤气的成分给出了明确的清单:有机硫、氯化物、氰化物和金属盐粉尘。这些杂质对化学吸收法溶剂构成了系统性的威胁——它们“极易和吸收剂发生不可逆反应,使得吸收剂中毒和流变性质改变,降低碳捕集效率,也让吸收剂的泵输送控制变得困难”。
换言之,捕集率本身不是最难的部分,最难的是在杂质持续侵蚀溶剂的条件下,让捕集率在数千小时内不衰减、不崩溃。实验室里用配气系统跑出90%的捕集率并不罕见,但在真实高炉煤气中连续运行4500小时仍保持这一水平,才是这项中试的核心价值。Mysteel的报道明确指出,一期工程“验证了在高炉内部署溶剂法碳捕集技术的可行性”,处理对象正是“成分复杂的高炉煤气,这种气体通常含有大量粉尘、含硫化合物等”。三菱重工在官方新闻稿中的表述同样审慎:“在高炉煤气含粉尘、硫化物和其他杂质的严苛环境下,证明了Advanced KM CDR Process™的可适用性”。
二、4500小时验证了什么:不是“能捕”,而是“能活”
4500小时约合187天,接近半年的连续运行。这个时间尺度在工业碳捕集的验证链条中,处于一个关键的过渡位置:它不足以覆盖一个完整的商业装置大修周期,但足以暴露溶剂在真实杂质环境下的降解速率、起泡倾向、腐蚀行为和再生效率的衰减曲线。
传统胺法碳捕集在高炉煤气场景中面临的核心风险,正是杂质的累积性侵蚀。中国科协的资料将其概括为“吸收剂中毒和流变性质改变”,并指出这直接推高了“工程的运行成本和运维难度”。4500小时连续运行的数据,至少回答了两个前置问题:溶剂的性能衰减是否在可管理的范围内,以及捕集系统的操作性是否在杂质干扰下仍然可控。三菱重工高级副总裁永井辰夫将这一结果定位为“三菱重工碳捕集技术在钢铁行业应用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评价的落脚点不在捕集率数字本身,而在于技术从“可行”走向“可长期运行”的门槛被跨过了。
一期工程在气体利用逻辑上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设计:只捕集CO₂,未反应的CO保留在气流中,继续用于全厂工艺加热和发电。高炉煤气中的CO本身就是有价值的燃料和还原剂,如果为了捕集CO₂而将其一并氧化或分离,反而会打乱钢铁厂内部的能量平衡。这种“选择性捕集”的思路,与高炉煤气作为“过程气体”而非“废气”的定位是一致的——碳捕集的目标不是把高炉煤气“处理掉”,而是在保留其可用组分的前提下,把CO₂从碳循环中“摘”出来。
三、24%的碳强度降幅:一个“保守但可信”的工程评估
一期试验的工程评估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减排刻度:全规模应用于根特厂高炉炉气燃烧前捕集,可使厂区CO₂排放强度最多降低24%。
这个数字需要放在两个前提下来理解。其一,它对应的是“仅捕集高炉煤气中的CO₂”这一单一措施,不包含厂内其他排放源的捕集。其二,根特厂的评估基于“从摇篮到大门”的生命周期方法,按世界钢铁协会的生命周期清单方法学计算,覆盖了上游排放。在这一口径下,24%的降幅意味着:一项针对单一排放点的碳捕集措施,就能撬动全厂碳强度近四分之一的下降。
更值得关注的是评估中隐含的“天花板”信息:若将捕集技术扩展至厂内多个排放源,则有望向近零排放强度靠近。这一判断与钢铁行业碳捕集的整体逻辑一致——高炉煤气只是钢铁厂众多排放点中的一个,焦炉、转炉、烧结、轧钢加热炉等环节各有不同浓度和杂质特征的气流。单一排放点的捕集可以显著降碳,但“近零”需要的是多源覆盖的系统性捕集。根特项目的一期,是在验证这套溶剂法工艺能否成为多源覆盖的“通用工具”;二期则直接指向了这一方向。
四、二期转向热轧再加热炉:从“燃烧前”到“燃烧后”的技术跨度
一期聚焦高炉煤气的燃烧前捕集,二期则将试验对象转向热轧带钢产线再加热炉的燃烧后烟气。这一转向在技术含义上并非简单的“换一个排放点”。
再加热炉的燃料是焦炉煤气、高炉煤气、转炉煤气与天然气的混合气,烟气成分随混合比例动态变化,且属于燃烧后的低浓度CO₂气流。燃烧前的高炉煤气CO₂浓度在20%以上,燃烧后的烟气CO₂浓度则被氮气大幅稀释,捕集的能耗结构和溶剂负荷与一期有本质不同。二期要回答的问题因此变为:同一套溶剂法工艺,能否在浓度更低、组分波动更大的燃烧后烟气中维持可接受的捕集性能。
这一布局的工程意图是清晰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的碳排放分布在数十个排放点上,没有任何单一技术能“通吃”所有气流。如果KM CDR工艺只能在燃烧前的高浓度煤气上表现良好,它的商业价值就局限于高炉环节;如果它能在燃烧后的动态烟气中也站住脚,它就有了覆盖钢铁厂多源排放的技术基础。根特项目从一期到二期的路径,实质上是在为 “一种溶剂体系、多种排放源适配” 的商业化部署积累设计数据。
五、放在钢铁脱碳的路线图中:CCUS的位置在哪里?
根特项目的意义,需要放在钢铁行业脱碳的整体技术格局中审视。
钢铁脱碳的主流路线大致可分为三类:工艺变革(氢冶金、电炉短流程)、能效提升与燃料替代、以及末端碳捕集。氢冶金被视为长期方向,但受制于绿氢成本和基础设施,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大规模替代高炉流程。中国金属学会的判断是明确的:“我国未来高炉炼铁工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占据较高比例”。这意味着,在存量高炉持续运行的前提下,碳捕集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须有人跑通的路径”。
国内外的实践正在从不同方向逼近同一命题。河钢在唐钢新区贯通了高炉煤气碳捕集耦合微生物固碳产蛋白的工业示范,走的是“碳捕集—碳转化—碳增值”的利用路线。宝武将CCUS与氢冶金组合,试图用氢冶金削减源头排放、CCUS捕集剩余排放。根特项目的独特贡献,在于它用4500小时的真实高炉煤气运行数据,为“溶剂法碳捕集能否在钢铁环境中长期存活”提供了来自国际联合体的工程答案。国内学术研究也指出,MEA基化学吸收法“技术成熟,配合高效除尘可有效控制杂质影响,是当前最可行的捕集路线”。根特项目的一期数据,与这一判断形成了相互印证。
结语
从根特钢厂高炉旁那套连续运转了4500小时的中试装置,到90%以上的捕集率,再到全厂碳强度最多降低24%的工程评估——安米、三菱重工、必和必拓与MDP联合完成的这项工作,用一组经得起细看的数据,回答了高炉碳捕集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在粉尘、硫化物和金属盐粉尘持续侵蚀溶剂的真实环境中,一套溶剂法碳捕集系统能不能活下来、稳得住、算得出减排量。
4500小时不是终点。二期转向热轧再加热炉的燃烧后烟气,意味着这项技术正在从“一个排放点的验证”走向“一座钢铁厂多源覆盖的可行性评估”。当全球约70%的粗钢仍然来自高炉—转炉流程,碳捕集在钢铁脱碳路线图中的位置,不取决于它是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取决于它能不能在存量高炉继续运转的现实约束下,把每一股含碳气流的CO₂可靠地分离出来。根特的一期试验,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来自欧洲工业现场的肯定回答。而二期能否在更复杂的烟气中复现一期的稳定性,将决定这个回答的分量能延伸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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