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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碳固废熔融气化技术通过科技成果评价——100吨/日中试跑出“5—10元/公斤”绿氢

        2026年10月9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河北沧州组织召开“含碳固废熔融气化创新技术”科技成果评价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布兴任主任委员的七位专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实地考察了航天工程公司自主设计建设的国内首套100吨/日加压熔融气化全流程贯通中试装置,一致认为该技术“原料适应性广,资源利用效率高,具备工业化应用条件,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试装置累计处理生活垃圾、农林固废、废塑料、废橡胶等10余种含碳固废原料,运行超过1500小时,干基有效气(CO+H₂)含量≥80%,碳转化率≥99%。最受关注的一组数据是成本:垃圾熔融气化制氢成本可控制在5—10元/公斤,而电解水制绿氢成本约28—30元/公斤——前者仅为后者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当“固废制氢”的成本曲线被压到电解水绿氢的脚下,含碳固废就不再只是需要花钱处置的“负担”,而是一类尚未被充分定价的制氢原料。

    一、传统焚烧的“三笔账”,为什么算不下去了?

    要理解熔融气化技术的价值,需要先看清它要替代的路线面临什么困境。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约2.6亿吨,焚烧处理占比已达82.5%。焚烧发电在过去十几年里解决了“垃圾围城”的紧迫问题,但行业痛点正在从“有没有处理”转向“处理得划不划算、干不干净”。

    第一笔是环保账。 传统焚烧存在二噁英生成风险,飞灰中重金属迁移再富集的问题也始终未能根治。焚烧产生的飞灰属于危险废物,需要单独螯合固化后填埋,而填埋空间正在收紧,危废填埋率控制在10%以内的政策目标让飞灰出路日益紧张。

    第二笔是效率账。 传统焚烧的净发电效率难以突破25%——垃圾中的化学能被大量转化为低温废热散失,真正变成电力的部分有限。对于热值波动大的生活垃圾而言,这个效率天花板很难靠焚烧工艺本身突破。

    第三笔是价值账。 焚烧把垃圾中的碳几乎全部以CO₂形式排入大气,碳元素被“一次性消费”。垃圾中蕴含的碳、氢资源没有被转化为可储存、可运输的化工原料或燃料,资源价值在焚烧炉里被“烧掉”了。

    熔融气化的切入点,正是把“烧掉”改成“转化” ——不是让碳变成CO₂排走,而是让碳变成合成气中的CO和H₂,成为下游化工或氢能的原料。

    二、技术拆解:1300℃以上的“熔融+气化”如何同时解决环保与效率?

    这项技术的核心装置被称为“航天熔融炉”,其技术基底来自航天工程公司在粉煤气化领域二十余年的积累和航天高温高压燃烧技术的延伸。工艺路线可以概括为“高温熔融、纯氧气化、液态排渣、合成气回收”四个环节。

    温度是解决环保问题的钥匙。 含碳固废与纯氧在熔融气化炉内,于1300℃以上(中化新网报道为1200℃以上)的高温下发生气化反应。这一温度区间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二噁英在高温下彻底分解,灰渣中的重金属被熔融并固化于致密硅酸盐玻璃态网络中。水淬急冷后的玻璃态渣,重金属被长期稳定固化,评价委员会据此认定“固废气化产物不属于危险废物”。传统焚烧最头疼的两大二次污染问题——二噁英和飞灰危废——在熔融气化的工艺逻辑中被从源头消解了。

    “无需碳化制粉”扩展了原料边界。 传统气化路线通常需要将原料制成粉料才能稳定输送和反应,这限制了含碳污泥、废塑料、废橡胶、废纤维等高水分、高粘性物料的适用性。航天熔融炉的工艺设计绕开了制粉环节,使这些“难以制粉”的物料也能实现清洁低碳利用,大大扩展了原料的适用性。中试装置在1500小时内累计处理10余种原料,验证了这种适应性的工程可靠性。

    碳转化率≥99%意味着什么? 中试数据显示,正常工况下干基有效气(CO+H₂)含量≥80%,碳转化率≥99%,操作压力0.5 MPa,比氧耗340 Nm³/kNm³(CO+H₂) 。碳转化率99%意味着,进入炉内的碳几乎全部被转化进入合成气,而不是残留在灰渣中被浪费或排放。合成气经余热回收和净化后,可直接作为燃料气、发电,或通过变换反应制取绿氢。碳元素的去向从“烧成CO₂”变成了“变成CO和H₂”,这是资源效率层面的根本性改变。

    三、5—10元/公斤的成本逻辑:为什么比电解水绿氢便宜这么多?

    成本对比是这项技术最受关注的焦点。科技日报给出的数据是:垃圾熔融气化制氢成本5—10元/公斤,电解水制绿氢约28—30元/公斤。中化新网进一步将垃圾制氢成本区间收窄为5—6元/公斤。两个来源的表述存在一定差异,但指向的结论一致:熔融气化制氢的成本,显著低于当前电解水制绿氢的成本。

    这一成本优势的来源,不在于“垃圾是免费的”这么简单,而在于整套工艺的能量与物质结构与电解水路线有本质不同。

    电解水制氢的成本大头是电。 电解水将电能转化为氢的化学能,电耗是成本的核心变量,在当前绿电价格和电解槽投资水平下,28—30元/公斤的成本结构是刚性的。熔融气化制氢的成本大头是氧和设备折旧,而非电。 含碳固废中的碳本身携带化学能,气化过程部分放热,不需要像电解那样输入大量高品位电能来“拆水分子”。氢的来源是固废中的碳氢组分与高温水蒸气反应,能量来自固废自身的化学键和有限的纯氧供给。

    更重要的是,垃圾制氢还附带了一份“处置收入” 。传统焚烧或填埋需要支付处置成本,而熔融气化在制氢的同时完成了固废的无害化处置,产出的玻璃态渣可作建材原料,副产的高浓度CO₂便于捕集利用。在不计算垃圾处理补贴的情况下,工艺本身已经具备成本竞争力;若计入固废处置的收益,其经济性窗口会进一步打开。

    当然,5—10元/公斤是中试规模下的成本估算,规模放大后的实际成本、原料预处理成本、合成气净化提纯至燃料电池级氢气的成本,仍需在工业化装置上逐项验证。但成本量级的差距已经清晰:熔融气化路线把“绿氢”的成本锚点,从电解水的近30元/公斤,拉到了个位数。

    四、从“中试贯通”到“工业化应用”:还差哪几步?

    评价委员会的结论是“具备工业化应用条件”,发布会现场航天工程也与多家国内外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但从100吨/日中试到商业化装置,仍有需要跨越的台阶。

    第一,规模放大后的热平衡与原料配伍。 中试装置处理规模100吨/日,操作压力0.5 MPa。商业化装置通常需要放大一个数量级以上,气化炉内的温度均匀性、熔渣流动性、合成气冷却与净化的匹配,都需要在更大的通量下重新验证。项目已构建了多源含碳固废理化特性数据库,实现了“多种原料的动态配伍及调控”,这一能力在原料来源和成分波动的商业场景中至关重要。

    第二,合成气到燃料电池级氢气的提纯环节。 中试产出的合成气经变换反应制取的是粗氢,要进入氢能产业链(尤其是燃料电池汽车),还需要提纯至燃料电池级标准。航天工程同期也在开发“燃料电池级氢气提纯及充装工艺和关键技术”,这部分工程化验证的进度,将直接影响终端产品的市场准入。

    第三,商业模式的落地。 熔融气化制氢的价值链同时涉及固废处置付费和氢气销售两端。项目的经济性取决于当地固废处置费的水平和氢气消纳半径——如果产氢地周边缺乏氢能应用场景,氢的储运成本会侵蚀制氢端的成本优势。发布会现场签署的原料—技术—资本—市场多方合作协议,正是试图在项目启动阶段就把“料从哪来、氢往哪去”的商业闭环锁定下来。

    五、行业意义:固废从“处置对象”变成“制氢原料”

    这项技术通过评价的深层含义,不在于多了一条制氢路线,而在于它重新定义了含碳固废在能源体系中的角色。

    在焚烧发电的逻辑里,固废的价值是“热值”,终点是电力,碳元素以CO₂形式释放。在熔融气化的逻辑里,固废的价值是“碳氢资源”,终点是合成气和氢气,碳元素被转化为化工原料和能源载体。同一吨垃圾,在两条技术路线下的产出物从“电+飞灰+CO₂”变成了“氢+玻璃态渣+高浓度CO₂” ——前者需要为飞灰和碳排放支付后续成本,后者把灰渣变成了可资源化的建材原料,把碳变成了可销售的氢。

    这一转变对“无废城市”建设和氢能产业都有直接的含义。对于生活垃圾、农林固废、废塑料、工业有机固废产生量大的地区,熔融气化提供了一条就地消纳固废、就地生产清洁氢的路径,减少了固废长距离运输和氢长距离储运的双重物流成本。对于氢能产业而言,5—10元/公斤的成本锚点如果能在工业化装置上得到验证,将为氢能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一个不依赖廉价绿电、也不依赖化石原料的第三条供给曲线。

    结语

    从2018年启动技术攻关,到1500小时中试运行跑出有效气≥80%、碳转化率≥99% 的数据;从七位专家“总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评价结论,到5—10元/公斤制氢成本与电解水28—30元/公斤之间的量级反差——航天工程的含碳固废熔融气化技术,用一组可以逐项核查的工程参数,回答了一个此前停留在概念层面的问题:固废制氢,在经济上到底能不能和主流路线掰手腕。

    当城市生活垃圾不再只是焚烧炉里的燃料、不再只是填埋场里的负担,而是被高温熔融转化为合成气和绿氢的原料,固废治理的逻辑就从“花钱把它处理掉”转向了 “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 。评价委员会的“建议加快推广应用”,指向的正是这一转向的产业化窗口。而5—10元/公斤这个数字能否在商业化装置上站住,将是检验这条路线成色的下一道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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