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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31倒计时5个月——全球气候治理的“安塔利亚时刻”

    当战火在中东升腾，当极端天气席卷全球，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的筹备却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治理架构下悄然加速。将于2026年11月9日至20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COP31，注定是一届不平凡的全球气候峰会。土耳其、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岛国组成了史上首个“三极共治”格局，试图在一个全球合作日益碎片化的时代，为气候多边主义开辟一条新路。

一、破局僵持：从主办权之争到三极共治

COP31的筹办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气候外交的范式创新。

早在2022年，土耳其和澳大利亚就分别提交了主办申请，围绕主办权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有媒体形容其“几乎走不出漫长胶着”。而在COP30贝伦会议的最后关头，双方达成了极具创意的妥协方案：正式协议于2025年11月23日达成——土耳其将正式担任东道国和COP31主席国，负责会议场地运营、世界领导人峰会和整体运行；澳大利亚则被任命为“谈判主席”（President of Negotiations），对会前及会中的谈判进程拥有“专属权责”（exclusive authority）。同时，太平洋岛国将主办一次特殊的COP预备会议，并在议程制定上发挥核心作用。这一安排被观察者形容为“谈判届的左右手分工”。

土耳其—澳大利亚—太平洋的联合领导模式，将主办国、谈判国与脆弱岛国三重代表性融为一体，让太平洋岛屿国家这一气候危机中“最脆弱的声音”在议程设置阶段就进入谈判核心。正如中国外交部此前评价所言，这是国际气候治理史上罕见的多极领航模式【?】。

土耳其第一夫人埃米内·埃尔多安还将在COP31中扮演重要角色；2025年4月发表的声明中，她曾表示COP31“有望成为一座历史性的转折点”，并希望妇女在此次大会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作用。从加里波利到安塔利亚——一战后土耳其国父阿塔图尔克曾向澳新军团阵亡士兵致敬：“你们如今长眠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这种跨越世纪的“战场和解”，正在气候外交中续写新篇。

二、波恩前奏：三大雄心目标与碎片化的谈判版图

2026年6月8日至18日，波恩气候变化会议（SB64）作为COP31前的最后一场年中磋商举行，汇聚了来自196个缔约方的约8000名代表。COP31候任主席穆拉特·库鲁姆（Murat Kurum）和COP31谈判主席克里斯·鲍恩（Chris Bowen）在会上首次公布了COP31的三大行动目标：电气化（35 by 35目标）、废弃物减半、建筑行业脱碳。

电气化是鲍恩的优先议题。他表示希望安塔利亚谈判“从这些目标中汲取灵感”，并特别推动一个“strong outcome”——将在2035年前将电气化率从当前的约20%提升至35%。这基于IRENA分析：加速部署热泵、电动汽车和电炊具等技术。鲍恩强调，“向新能源的过渡并非在理想条件下进行，而是要在战争、经济压力和政治碎片化的现实中推进”。中国也在以自身实践回应这一趋势——一季度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达23.95亿千瓦，占总装机60.4%。

第三大支柱是“全球实施加速器”（Global Implementation Accelerator）。COP30和COP31主席团联合启动了该倡议，在政府、私营部门、金融机构和公民社会间建立广泛协作，将从政策承诺转化为实际减排的速度向前推进。在波恩，这一倡议被反复强调，力求让“纸上承诺”变成“地面上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

然而，波恩第一周暴露出的谈判裂痕同样不容忽视。

金融问题是核心分歧线。“Veredas Dialogue”就资金流与气候目标一致性进行了建设性讨论，但围绕新气候融资工作计划（Climate Finance Work Programme）的讨论却陷入了熟悉的分歧：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提供资金，而发达国家则坚持强调“公私混合、多源动员”。发展中国家代表在一个“贝伦至安塔利亚机制”（Just Transition BAM）的圆桌会议上明确提出，应当通过该机制动员公正转型所需的大规模资金；发达国家则坚称融资并非BAM谈判的授权范围。

环境完整性组织（EIG）指出，根据国际法院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咨询意见，各国必须尽到审慎义务，确保其国家自主贡献展现最高的雄心和减缓能力。伞形集团（Umbrella Group）则呼吁各方尽快提交2035年NDC，并敦促IPCC确保第七次评估报告及时完成以服务于第二轮全球盘点。

第一个“实施-行动”间的尴尬也暴露出来。E3G在波恩报告中直接质疑：系统究竟是需要更多新工具，还是需要更好地校准已有工具？“从全球实施加速器（Global Implementation Accelerator）到‘贝伦1.5℃使命’（Belém Mission to 1.5）再到‘气候实施桥梁’（Climate Implementation Bridge），新倡议层出不穷，但原有的促进性多边审议空间却被冷落。是否有太多平行轨道正在稀释有限的注意力？”第三方专家表示，当多个并行倡议各自为政，有限的注意力便难以聚焦在最终实现的零和博弈上。

三、年度博弈全景：四大核心议题

综合各方信号，以下议题将构成安塔利亚谈判的核心博弈场。

3.1 Article 6碳市场操作规则

波恩谈判中，Article 6碳市场操作规则成为首周的焦点议程。被称为“Article 6碳市场日”的活动聚焦三项关键机制：6.2条合作方法授权程序、6.4条新碳信用机制监督框架以及避免重复计算的核算标准。谈判将直接影响CORSIA碳信用供应、自愿碳市场转型及各缔约方NDC贡献核算，核心挑战在于平衡东道国审批权与碳信用流动性，以及统一国际碳信用核算标准。

截至2026年5月，提交Article 6.4条指定国家主管机构的缔约方达到127个，较2025年末有显著增长；参与东道国要求的国家达54个；获授权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转型活动175个。Article 6的规则落地，将是COP31能否为国际碳市场注入确定性的关键变量。

3.2 适应目标（GGA）的落实

全球适应目标（GGA）是COP26引入并逐步推进的核心制度，历经四年谈判才将数百个潜在指标压缩至59项，但这59项被定性为“非强制性、非侵入性”。COP31需要把这些已成共识的“顶层结构性指标”转化为短期实施的具体指南和定量工作计划。

在波恩会议上，适应议题的谈判室普遍“陷于技术细节”。各方对COP30上达成的“适应融资翻三倍”承诺如何落地仍存显著的不确定性。

3.3 气候融资与损失与损害基金运作

气候融资连续第二年占据绝对话语权。COP29达成了3000亿美元的“巴库融资目标”（Baku Finance Goal）。而COP30则开启了从巴库到贝伦再到安塔利亚的“1.3万亿美元路线图”。发展中国家期待COP31明确两个问题的答案：发达国家承诺的3000亿美元能否真的到位？在绿色气候基金和全球环境基金之外，是否存在新的交付渠道？非洲集团和加勒比国家已公开呼吁在COP31就融资时间表和可问责的透明框架取得决定性进展。

损失与损害基金安排同样悬而未决。世界银行作为临时托管机构是否继续，以及来自哪些发达国家的增量性资金流真正进入专户——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最硬的意见碰撞”。

COP31主席穆拉特·库鲁姆在世界环境日视频致辞中明确给出了立场：“世界不再只想听到新的承诺，世界想看到做出的承诺正在被兑现”。

3.4 公正转型与化石燃料共识

COP28达成的“转型脱离化石燃料”（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是里程碑式的一步，但COP30未能取得进一步突破。COP31将考验这份共识是否能在能源安全危机的现实挤压下继续向前推进。

COP31谈判主席克里斯·鲍恩在波恩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中东冲突“凸显了全球各国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必要性”，而保证能源韧性、安全和主权的正确路径，恰好也是实现减排的正确答案：更多地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电气化。“这（电气化）在世界各地都是一致的，这也是COP31的主题”。欧盟新一轮谈判策略中同样将化石燃料退出作为核心关切，但COP30上15页的谈判文件中甚至没有包含针对这两大议题的具体立场，部分外交官分析其失败在于“准备不足、策略不连贯”。欧盟将在COP31转向“更短、更精、更战略”的风格。

中国企业已在此方向上拿出具体方案。中国石油控股的雪佛龙在推进某中东地区大型绿氢项目，中国的太阳能组件在中东的出货量持续攀升。COP31虽不会签署贸易承诺，但能源转型的产业对接在议程之外已然落地。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2026年5月会见《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时，阐述了中方关于COP31的主张，表示中国始终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坚定行动派、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国际合作的积极推动者”，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确定性和前进动力”。

四、各方的路径选择

安塔利亚的谈判将是一个多幕剧，每个主要参与者都有各自的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

中国在COP30贝伦会议上交出了一份既体现雄心又符合基本国情的答卷。2025年，习近平主席两次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主题峰会，亲自宣布中国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路径上，中方始终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达国家的出资义务，这在此后的《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落地中已转化为制度现实。可以预见，中方仍将在COP31上扮演“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坚定代言者”的角色，同时展现其作为清洁能源大国的产业实力，以光伏、电动车、储能大规模降本的实际贡献回应发达国家的减排期待，且不接受单边碳边境调节措施的歧视。

欧盟经历了COP30的挫折后将彻底调整策略。COP30上欧盟的15页谈判文件甚至连化石燃料退出路线图的具体立场都未纳入，这一空白被视为重大外交失误。当前，爱尔兰为轮值主席国，正在起草一份全新的谈判策略，强调谈判任务应“更短、更精、更战略”，重点突出电气化和碳定价政策，并在安塔利亚前夕提前数月与其他国家——无论利益是否一致——进行战略性接触与结盟。

美国的角色则充满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已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的行政流程，但COP31在土耳其的地理位置加上中东冲突对能源市场的冲击，使得华盛顿仍在权衡是否派高级别代表参会。即便缺席，美国各州和私营部门的自主气候行动仍会以非国家主体方式在安塔利亚的场馆内外发声。

发展中国家阵营方面，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正在以空前团结的姿态发声。CARICOM加勒比国家联盟已在安塔利亚之前形成了“统一加勒比谈判战略”，将捍卫1.5℃温控目标、确保气候融资交付和推进损失与损害机制作为核心红线议题。加勒比共同体的谈判协调员在声明中强调：COP31必须产生实质性的适应融资增量和损失与损害运营指令，不能再把脆弱岛国晾在令人窒息的等待中。

五、安塔利亚时刻：转折还是失望？

从贝伦到波恩再到安塔利亚，COP的议程链看起来十分连贯——每一年都在补充和完善。但一个严峻的现实是：即使所有现有NDC完全落实，全球温室气体路径仍会导致本世纪中叶温升超过3℃，远高于《巴黎协定》1.5℃目标。COP31的角色，不仅在于修补制度的缝隙，更在于重振被地缘冲突、贸易摩擦和能源危机所侵蚀的政治互信。

历史站在安塔利亚的十字路口：这里是东西方的交汇点，古老帝国的疆场与新时代的生意场在此重叠。如今，面对日益沉重的极端天气账单、支离破碎的国际共识、贫富阵营的猜忌与隔阂，COP31能否担当起“转折大会”的历史使命？当土耳其安塔利亚的EXPO会展中心首次升起196面国旗，来自196个缔约方的代表在11月走进会场时，答案将逐渐揭晓。

正如COP31候任主席穆拉特·库鲁姆所说：“COP31将是一个平台——一个共享责任、稳固伙伴关系、增进信任的气候外交和具体行动共同汇聚的平台”。而这个平台的最终成色，取决于各方能否超越承诺与行动之间那长期存在的鸿沟，以足够的决心和勇气，为这个炙热不堪的星球注入降温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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