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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能耗双控”:年度碳排放强度指标首次登场,企业准备好了吗?

        告别“能耗双控”:年度碳排放强度指标首次登场,企业准备好了吗?

    当政策“指挥棒”从“管用量”转向“管排量”,一场关乎企业生死的绿色洗牌已经开启

    2026年3月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一个看似微小的数字变化:今年的减排目标设定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而2025年,这个指标还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超过3%”。

    一字之差,背后是一场持续九年的政策切换终于尘埃落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国际碳中和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董秀成指出,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由原来的能耗双控正式转向碳排放双控。

    从“管能耗”到“管碳排”,从“限制用能”到“松绑绿电”——这场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变革,正在重塑每一个企业的生存法则。当年度碳排放强度指标首次登场,企业,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一、告别“能耗双控”:为什么非转不可?

    1. “能控”时代的局限性

    自2015年起实施的“能耗双控”政策,在过去几年里虽然有效推动了落后产能的淘汰,但也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

    董秀成解释,传统的化石能源和新能源其实都会产生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化石能源是贯穿整个生命周期,新能源在使用阶段几乎不产生直接的碳排放,但在制造、电力生产、资源开采等环节,仍会产生一定的能耗和碳排放。

    问题在于,在“能控”时代,各地为了完成能耗目标,既可以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也可以控制新能源消费——这可能导致新能源发展受到抑制。更关键的是,传统的化石能源只有一部分用于能源消费,还可以作为工业原料,单纯“能控”对化石能源也不公平。

    《经济日报》的评论更为直白:能耗双控“以能控碳”的间接性局限逐渐显现:一是管控边界过宽,将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一并纳入总量约束,未能充分释放清洁能源的发展潜力;二是口径不够精准,把用作工业原料的能源消耗也计入总量,而这些消耗并不直接产生碳排放。

    2. “碳控”时代的精准治理

    如果说能耗双控是管住能源消费的“入口”,侧重通过节约用能间接降碳,那么碳排放双控则是盯住二氧化碳排放的“出口”,聚焦源头降碳、精准降碳。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刘锋将这一转变概括为:从“管理能源消费行为”向“管理碳排放结果”的根本转变。过去管“能耗”,容易把可再生能源也当作约束对象,而现在的“碳强度”指标只聚焦化石能源燃烧的副产品。这更符合“双碳”目标的本质——我们关心的是排了多少碳,而不是简单限制用了多少能。

    这种转变,更有利于统筹发展与减排、整体与局部、短期与中长期的关系,为绿色产业和清洁能源释放更大发展空间。

    二、新制度带来新红利:谁将迎风起飞?

    1. 绿电“松绑”:新能源产业的重大利好

    新制度最显著的红利在于对非化石能源消费的全面“松绑”。在新的核算体系下,风电、光伏、水电等绿色电力不再受到能耗总量指标的刚性约束。

    这意味着什么?以前,高耗能项目即使使用的是绿电,在能耗考核中也处于劣势。现在切换为碳排放考核,实际上是为绿电、储能、生物质能源等创造制度红利。企业可以通过购买绿电、使用绿氢/绿色燃料来换取发展空间。

    董秀成认为,减排标准的变化将对太阳能、风能、氢能等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明显利好,预计各地将会把工作重心更加突出地转向新能源发展。这一制度层面的重大突破,直接为国内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与并网消纳创造了极具爆发力的市场需求。

    2. 碳资产管理的蓝海机遇

    随着“碳排双控”的落地,精准可信的碳数据成为了支撑一切政策与交易运转的基础设施。

    过去,碳排放管理更多停留在宏观的区域层面或大型控排企业的组织层面;如今,合规的压力正在迅速向产业链上下游和具体的产品端传导。这种急剧膨胀的合规需求,催生出了一个潜力巨大的碳服务增量市场。

    能够提供碳盘查SaaS系统、全流程智慧能碳管理平台的技术供应商,以及具备资质的第三方碳核查认证(MRV)机构,将成为这场绿色转型中的“卖水人”。企业需要高频、细致地收集从燃料燃烧、工艺过程到原材料采购、产品运输等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据。能够帮助企业理顺这笔“碳账本”的服务商,将在这波红利中迅速崛起。

    3. 高耗能行业的重构机遇

    对于钢铁、石化、建材等传统高耗能行业,新制度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联合资信的分析指出,煤炭行业将呈现“头部集中、尾部出清”的鲜明格局。大型现代化煤企凭借保供资质、先进技术与多元布局优势,叠加新能源、煤化工转型业务,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中小型煤企受产能管控、环保约束、碳成本上升三重压力,无合规与技术优势的落后产能将加速退出。

    电力行业的变革更为深刻:新能源企业迈入黄金发展期,装机与发电量高速增长,绿电交易、碳收益拓宽盈利渠道;煤电企业角色彻底转变,发电量与利用小时数持续下降,容量电价、辅助服务成为核心收益。

    三、企业面临的“三道槛”:转型并非坦途

    1. 外部壁垒:欧盟“碳基准”的溢出效应

    尽管新规带来了巨大的国内市场机遇,但中国企业在出海时却面临着空前严苛的外部审视。

    2026年,欧盟国家最终批准了极具雄心的2040年气候目标,承诺与1990年水平相比,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削减90%。备受瞩目的新排放交易系统(ETS2)虽然确认延期至2028年启动,但将公路运输和建筑业纳入碳定价体系的利剑已经高悬。

    这意味着,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其他高附加值出口产品,面临的不再仅仅是传统的关税博弈,而是极其复杂的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审查。欧盟要求进口产品提供详尽的碳排放数据,并可能对碳足迹超标的产品征收高额的“碳关税”。如果中国企业不能在生产制造环节实现深度脱碳,并提供获得国际互认的碳核算证明,其原本依靠规模效应积累起来的成本优势,极有可能在严苛的碳壁垒面前被彻底抹平。

    2. 内部困境:高耗能行业的“重资产降碳”困局

    在外部贸易壁垒高筑的同时,国内传统高耗能行业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阵痛。

    “能耗双控”时期,这些行业可以通过优化高炉工艺、余热回收等相对成熟的技术手段来实现能效提升。然而,当政策转向更加严苛的“碳排双控”并逐渐引入绝对碳排放总量控制时,传统节能改造的边际效应已经明显递减。

    要突破碳排放的天花板,高耗能行业必须依赖颠覆性的工艺革新。例如,钢铁行业需要从传统的长流程高炉转向使用废钢的短流程电炉,或者探索氢冶金技术;石化行业需要大幅提升绿电和绿氢在化工合成中的比例;对于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碳排放,则必须依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

    这些前沿技术的共同特点是:前期研发和设备投资极其高昂,核心技术尚未完全实现规模化商业落地,且投资回收周期极长。在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如何平衡巨大的当期资本支出与长期的碳合规收益,是横亘在所有重工业巨头面前的一道难题。

    3. 中小企业的“碳数据治理”生死劫

    在这场碳中和的浪潮中,处境最为脆弱的往往是那些处于供应链中上游、缺乏话语权的中小制造企业。

    国际通用的温室气体核算标准要求企业不仅要核算自身的直接排放(范围1)和外购电力热力的间接排放(范围2),还要追溯整个价值链上下游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范围3)。这使得碳核算的边界变得极其庞大且复杂。

    对于大多数数字化基础薄弱的中小企业而言,统计每道工序的能耗物耗并进行精准的碳因子折算,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国内外的“链主”企业为了满足自身的碳合规要求,正在逐级向供应商施压,要求其提供清洁的零碳产品和透明的碳数据。如果在接下来的两到三年内,中小企业无法补齐碳数据治理的短板,拿不出符合标准的碳足迹报告,它们将面临直接被踢出核心供应链的“挤出风险”。

    四、破局之道:从“被动合规”到“主动资产化”

    1. 算清底层账本,拥抱数据透明

    面对中欧气候政策形成的强大合力,中国企业绝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必须摒弃将低碳转型视为单纯成本支出的旧思维,转而将其视为构建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投资。

    破局的第一步,是必须彻底摸清自身的“碳家底”。企业应当加速引入专业的碳管理工具和咨询服务,建立起一套覆盖企业级和产品级、数据颗粒度足够细的碳足迹数据库。同时,行业协会和头部企业应联合起来,积极推动本土碳排放因子库的建设与完善,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碳核算标准的话语权和数据互认,从根本上破除数据不透明带来的贸易阻碍。

    湛江市的实践提供了地方层面的思路:在存量端,深入开展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推动钢铁、石化、造纸等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在增量端,严把新上项目节能审查关,以碳排放强度为导向优化项目准入,优先支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

    2. 布局绿电交易,重塑供应链生态

    在算清账本的基础上,企业需要采取实质性的减排行动来优化自身的碳资产负债表。随着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和碳价的预期上行,提早布局绿电采购和绿证交易,是企业对冲未来高昂碳成本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2026年,全国碳市场将扩围至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大行业,使全国碳市场重点排放单位达到3700家左右,覆盖排放量约80亿吨,管控全国60%以上的碳排放量。通过价格信号,让减碳的人赚钱,让高碳的人付出成本,形成长期的激励。

    更为重要的是,减碳绝不仅是企业内部的闭门造车,而是一场全产业链的协同作战。处于主导地位的“链主”企业应当发挥头雁效应,通过技术赋能、资金支持和订单倾斜,带动上下游供应商共同开展降碳行动,将传统的成本驱动型供应链,重塑为具备极高壁垒的“绿色低碳生态圈”。

    3. 抓住政策红利,借力国家基金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这一举措极具深意。氢能、储能、绿色燃料这些未来能源领域技术密集、回报周期长,社会资本往往不敢投。国家级基金的设立,是提供“耐心资本”,从过去的财政补贴转向资本引领,撬动社会资本跟投,为长周期转型提供“源头活水”。

    与此同时,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分阶段梯度培育目标:自2026年起,遴选一批零碳工厂;到2027年,在汽车、锂电池、光伏、电子电器等行业领域,培育建设一批零碳工厂;到2030年,逐步拓展至钢铁、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建材、纺织等行业领域。

    这意味着,零碳工厂建设将成为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通过健全碳排放核算管理体系、加快用能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开展重点产品碳足迹分析、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开展碳抵消和信息披露等六大路径,企业可以系统性地推进降碳工作。

    五、结语:变的是指标,不变的是方向

    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变的是治理逻辑,不变的是高质量发展方向。

    “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降低17%,年均降幅约3.4%。这一目标衔接了“十三五”和“十四五”的碳减排成效,既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也为传统产业升级和能源结构转型留出了合理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能源活动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并不意味着对节能工作的放松,节能仍然是最直接、最经济、最有效的降碳途径。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焦煤集团原党委书记赵建泽认为,这一调整是绿色低碳治理的精准升级,治理逻辑更突出全链条精准管控,以强度为主、总量为辅的机制,既为煤炭等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留足空间,也能牵引零碳矿山等新质生产力发展,让“双碳”目标从约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2026年,当欧盟的激进目标与中国的双控新政交汇于此,全球产业的绿色洗牌已经全面加速。在这一场以“碳”为核心变量的长期博弈中,那些能够率先完成从“被动应付合规”向“主动进行碳资产运营”跨越的中国企业,必将在此次产业周期更迭中把握先机,赢下通往未来的门票。

    指标变了,但方向更加清晰。企业,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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